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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攝像頭侵權拍照問題與解決策略

時間:2020-01-28 20:25作者:喬木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手機攝像頭侵權拍照問題與解決策略的文章,手機攝像頭的發展已對公民隱私權進行了新的挑戰,立法機關應重新思考,試圖對因高性能攝像頭而造成的侵權問題進行規范立法。本文之分析亦對此有很高的參考意義。

  摘要:在廠商及消費者的雙重刺激下,手機攝像頭的性能已今非昔比。一顆小小的攝像頭,可以輕易抓拍各種敏感信息,侵犯公民隱私權。而我國現有硬性規范,其討論基準皆為早年的拍照設備,這使得舊法條已不能很好的滿足于今日社會的要求。重新研究了手機攝像頭對公民隱私權的侵犯問題,且結合現有體制下的解決方式,進而對高性能攝像頭侵犯公民隱私權的問題之解決提出了建議,對今后對手機攝像頭的規范及立法有很大意義。

  關鍵詞:攝像頭; 拍照侵權; 個人信息; 隱私權;

  作者簡介:  喬木(1995-),男,漢族,澳門城市大學,法學碩士(LLM)在讀,研究方向:比較民事法。;

  早在多年前出現便攜式拍照設備后,拍照便處在侵權違法的邊緣。只因那時設備拍照設備性能水平不高,高像素的設備往往體積龐大而可以讓周圍人輕易察覺,而小型設備拍照能力有限,難以抓拍到足夠清晰的圖片。故而很少涉及侵犯公民隱私權的問題。

  但到了工業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基于市場商業化的驅使,各種便攜式拍照設備的性能突飛猛進。甚至某些手機的賣點就是手機攝像頭已達到了拍月亮的解析度。今天手機的攝像性能已經達到了犯罪的客觀要求,偷拍不雅照片、抓拍敏感信息都已經是亟待解決的侵權問題。

  這些問題的出現預示科技的發展已經將舊問題轉換為了新問題,故而本文會對用手機攝像頭進行的這些侵權拍照問題重新進行分析。

  1、手機拍照成為新問題的背景及原因

  1.1 硬件的提升使得侵權拍照成為可能

  如今手機行業的競爭早已白熱化,而硬件的競爭亦是外部軟體競爭的基礎與根本。相較于諸如處理器、內存等的提升,攝像頭像素因其最容易被購買者識別而成為手機硬件廠商爭相追逐的熱點。

  這種追逐使得前幾年人們意識中僅是手機輔助功能的拍照已經成了部分手機的主要功能之一。這愈發導致手機攝像頭的研發和應用水準越來越高。而隨著手機拍照攝像頭的性能變高,使得過去照片中路過的路人,其面部形象和個人隱私都可以被拍得一清二楚。更有甚者,只要角度恰當,一些諸如手中的證件號碼或正在輸入的電子支付密碼等敏感信息都可以被拍攝的一清二楚。

  就像消費者和廠商期望的那樣,將這種高像素攝像頭配合以強大的處理器,手機已經滿足了快速處理照片的能力。抓拍敏感信息亦成了可能。

  而清晰度和處理時間縮短,這些亦使得手機拍照侵犯個人隱私權同樣成了可能。

  1.2 普通市民社會成員并不能準確認識到照片分享涉及的法律問題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數據,我國手機網民規模已達8.47億,其中大學專科網民占比為10.5%,大學本科及以上的網民數量僅占比為9.7%,換句話說,中國網民中至少有八成所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下。對于這樣的群體,我們很難期待其可以對手機拍攝他人這一行為有足夠的違法性認識。

  各個旅游景點,無論其規模或風景究竟如何,總少不了不停拍照的拍照者,部分拍照者將照片留下作為紀念,這似乎并不設計廣義上的侵權問題;但在社交媒體時代,很多人還會選擇將其照片上傳諸如朋友圈、QQ空間等社交軟件,這種未經他人同意,卻隨意使用他人信息的行為,便一定涉及侵犯隱私權。

  而多數使用手機拍照的用戶又并不能準確明白其手中按下拍照鍵所誕生出的法律問題。“要滿足個人自由和有尊嚴地生存和生活的需求,就必須認可對個人私生活秘密和私生活安寧的法律保護。”如果沒有這種保護,即相關領域存在法律空白,那么便必然有因侵權而造成的損害。

  1.3 大數據時代出現很多新的挑戰

  在這樣一個時代,網絡生活成了大多數現代人口必然的選擇。而在網絡時代,個人信息及隱私權則面臨更多的挑戰。

  無論是非現金服務還是社交軟件注冊,皆涉及個人數據的應用。而這些過程中,數據的泄露問題便顯得更加嚴重。

  很多軟件的注冊與使用需要填入個人身份信息。而隨著手機攝像頭的濫用而造成的個人信息網上隨意便可得到。不法分子便可使用這些泄露來的信息通過這些軟件來實現非法的目的。比如使用網上的照片來塑造虛假的身份騙取他人錢財或干脆使用虛假信息來繞過識別騙取信息所屬本人的錢財。

  筆者前面亦有提到,之所以強調隱私權。是因為較于傳統的侵權行為,隱私權因其特殊性,使得很難對其損壞進行舉證,那么上述的行為便很難得到賠償。下面亦會具體對此進行論述。

手機攝像

配圖 手機攝像

  2、現行法律框架下對該問題的解決渠道

  我國現有的立法并不能很好的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國目前對于攝像頭的規范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2.1 通過原則性規范

  如同黑格爾從法哲學角度講,“抽象的法便是自由。”法律便是自由的體現。自由需要由法律確定邊界方為真正的區域。法律力圖將其手掌包涵整個市民社會的方方面面。故而雖然法律存有滯后性等無法回避的問題,然而法律仍會力圖在事發之前便對未來的問題提供解決。這也是大陸法系中“解釋”的存在意義。

  反映在實際應用中,我國雖沒有對手機攝像頭對隱私權侵犯行為的確切立法,但憲法及《民法通則》中的“原則性”條款,為法官對具體案件的審理提供了定性標準,不至于讓案件形成“無法可依”的窘迫局面。

  2.2 現階段使用人身權利來對抗攝像頭的自由使用

  我國雖沒有足夠的明確立法來規范攝像頭的應用,然而我國往往會使用民法中的人身權來消極對抗攝像頭侵權行為。我國《民法通則》中多處對肖像權、名譽權和姓名權等做出規定。但這種規定其外延模糊,只對切實存在侵害的部分進行了處理,卻模糊掉了拍照侵犯隱私權的核心問題。故而這種解決方案并不能很好的解決今天問題。

  當然,“刑法”亦對隱私權有所涉及,但其更為注重的是身份權與人格權利被嚴重侵害時的救濟。與本文之討論主題不符,這里不做過多分析。

  故而我國目前被侵權人通常其訴因皆為“隱私權得到侵犯”,即其所主張的賠償金標準是“撫平因隱私權所受侵害所具有的損失”的成本。

  而對于這種成本,證明其有無似乎不難,但卻很難證明其程度與范圍。故而面對以“隱私權收到侵犯”的案件,當事人最終能被法官支持的賠償金往往很少,甚至可能僅為“一元錢”這種象征性處罰。

  同樣的,因為這種處罰金額過低,即違法成本過低,故而并不能阻礙拍照侵權行為。

  2.3 使用諸如《婦女權益保護法》等對個別群體利益進行保護

  這亦是我國現有的救濟渠道之一,即個別群體通過個別立法來對其所受侵害進行救濟。

  或因女性較男性對身體的隱私更為看重,故而通過《婦女權益保護法》來對其專門保護。而這些特別法,往往對被侵權人的證明標準進行降低,從而方便其對象對他人對其的侵害進行告訴。

  然而這種特別法顯然不能應對如今各種不同的侵權情況,比如未成年人相關法律不能涵蓋于成年人,女性相關立法不能適用于男性,對于剩余部分的個體,仍迫切需要訂立相關規定進行規范。

  3、現有規范已經大幅滯后于手機攝像頭的發展情況

  通過上面的分析已經可以知道,現有的立法已不足夠解決真實存在的問題。

  當然,雖然現實中已經開始出現因手機攝像頭而涉及的侵犯隱私權問題,但因當事人法律意識淡薄或者客觀舉證過于困難,使得較少進入到訴訟階段。進而使得本文所討論問題沒有迫切到需立即立法的狀態。

  部分學者認為對于攝像頭侵犯隱私權的問題,可以視為是對個人數據信息的保護。而這種保護雖然現有制度存在不足,但是我國已意識到該問題,進行了大量相關立法。即認為現有解決方案至少至今可以為如手機拍照侵權的行為提供足夠的救濟路徑。如果再出現新問題,那時再進行研究不為遲。

  筆者對這種思路持相反意見,的確,法律研究或許永遠無法超脫于現有客觀環境,永遠無法超前于時代。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放棄對法學的“潛問題”的追找。前文已經論證,電子拍照設備的性能早已同這些“相關”法律立法之時大為不同。而這種設備的發展所引發法律問題已經逐漸浮入眼前。如果作為法學者不能很好的直面其潛在風險,這種問題必然會造成破壞。而從人文角度講,某一種新侵權事件出現在新聞報紙上面,其對社會整體或許僅是一個“消息”,而其對事件當事人則確為一種“打擊”.或者站在法律經濟學角度,這也是一種整個社會總效率的損失。

  另外,既然筆者在這里討論的此問題,即意味著社會中這種問題已經有發生,只是其規模沒有到達社會性問題的層級,立法機關還沒有重視。但根據上述分析,這種因手機攝像頭快速發展而帶來的拍照侵權問題趨勢只會愈演愈烈,故而其在未來必然會進行立法軌制。而如果那時才開始討論該問題,對于法學者,或許是一種失職行為。

  上面部分旨在通過分析,明確現階段應對攝像頭拍攝進行(重新)立法的急迫性與必要性,且反駁法律的滯后并不應該成為手機攝像頭“任意妄為”的依據。下面部分,將會對上述問題提供解決思路。

  4、問題的解決路徑

  對于隱私所涉及的問題之規制,這不僅是一種法律建構,還是一種倫理建構。隱私的倫理基礎遠比法律基礎出現得早,是人類所擁有的一種自然權利。從倫理角度,隱私是作為個體的人的一種需求,是一種不受干擾和侵犯的行為方法。

  對于解決隱私權相關的問題,不能僅使用法哲理來分析,還要考慮相應的倫理問題。對于本文探討手機攝像頭的發展對隱私權的侵犯所帶來的問題,問題的解決往往比提出問題難得多。但筆者仍將在此部分對文章問題提供擬解決路徑。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對于上面所討論的問題,應從以下幾個角度去尋求解決。

  4.1 廠商應負起應有責任--或利用立法硬性規范--手機的拍照應加入聲音

  手機攝像頭的安裝必須有明確的標準,同時,站在保護女性主義者分析角度,亦應安裝特定的聲音開關。

  例如我國的鄰國韓國和日本,韓國已由行政法規來規定手機必須在拍照功能上安裝“咔嚓”聲響;而日本,雖無明確法律明確規范,但其形成了行業準則,要求手機上必須安裝有提示拍照的聲響。

  又或者,可以使用美國部分州僅禁短槍不禁長槍的思路。在美國部分不禁槍的周,其禁止公民攜帶手槍等短槍,而允許公民攜帶長槍。追其合理性便是長槍因其體積龐大便于辨認。筆者思考這樣的合理性思路是否可以應用到拍照領域,及因大型單反相機體積較大便于辨認,故而對其管控不做限制,而對諸如拍照功能的手機等,因其具有較高隱蔽性,所以應當設定諸如攝像頭像素上限、強制拍照聲音等規定。

  4.2 減少被侵權人的舉證責任標準

  同時,筆者仍支持被侵權人可以依法對侵權者提起告訴,但這里所強調的是隱私權。不同于其他權利,其他權利所受侵害,經常可以依其所受具體侵害提起相應訴訟,然而隱私權就如同大多數身份權利一樣,因其損失的不確定及難以取證,從而在其得到法官的認同之間存在極大困難。

  但是站在實證法學的角度,一個被侵權者,很難去證明其究竟因為何而感到不舒服。同時,證明這種不舒服與侵權者的行為之間的關系,亦操作很難。筆者認為,應當對手機攝影這一民事行為中,所涉及的侵權行為,進行舉證責任倒置。在被拍攝者主張以后,由侵權者證明其沒有侵權,而非由被侵權者證明其已被侵權。 當然,這里可能會遇到權利被濫用的問題,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故而亦需要將這種舉證責任倒置設定前提條件,從邏輯上講,即需要將被手機拍照這一行為分為“行為人認為自己被拍照感到不適”及“向拍照者主張侵權”兩個邏輯行為。

  從訴訟過程角度講,即在法院立案審查階段,需要提前審查,其標準為至少證明存在侵權可能性。即需要原告達到“存在可能性”這一標準。而達到這一標準的舉證方式相較于現有規定--侵權損失確定發生--已然降低許多。

  4.3 增加懲罰性賠償金

  站在“法為實主義”思考問題,其實對于我國的很多社會問題,其出現并泛濫并非是因為其沒有立法,而是因為違法行為違法成本過低,違法收益相對較高。

  比如我國早些年的盜版問題,其實我國早在加入WTO之時便已對知識產權侵權問題做出了相關規定,但因為對于知識產權行為的侵權損失很難舉證,故而其賠償金額相對于真實盈利“九牛一毛”.如我國第一起打擊大規模的軟件網絡盜版行為的成功刑事案例,“番茄花園”網絡盜版案。其最終處罰金僅一千余萬。而以當時Windows盜版系統的普及度,其對微軟公司的損失不能也不可能僅是如此。

  所以對于本文所討論的手機攝像頭侵權問題,筆者建議應當引入“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加大對這種侵權行為的處罰,從而將這種侵權的違法成本加大,使得人們重視起來該問題。

  5、時代背景下問題亟待解決

  盧梭有在其代表作《社會契約論》里論述過其法學研究的觀點,“人們也許會問我是不是一位國君或立法者,因此才著書論述政治問題?我回答說:不是;而且,正是因為這兩者都不是,所以才要談論政治。如果我是國君或立法者,就不會浪費時間談論應當做些什么事了。該做些什么事,會去做的,否則,就什么話也不說。”

  同樣的,站在一個法學研究者角度,談手機攝像頭對公民隱私權的侵犯或許會讓人質疑。但法學研究的目的就是盡可能去思考前沿的問題,即便此問題或許還沒有發生。這種研究或許不可能消除法律的滯后性,但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滯后性所帶來的損失。

  綜上,手機攝像頭的發展已對公民隱私權進行了新的挑戰,立法機關應重新思考,試圖對因高性能攝像頭而造成的侵權問題進行規范立法。本文之分析亦對此有很高的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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