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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國文化的幸福心理學發展研究

時間:2020-01-15 10:34作者:伍麟 劉婧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基于中國文化的幸福心理學發展研究的文章,幸福是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的美好夢想,也是個體孜孜以求的向往。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每個階段,追求幸福一直都是人們永恒的目標。當今中國社會,幸福感正在成為中國人努力提高的一個社會質量指標。

  摘    要: 中國文化的幸福觀表現出崇尚“大我”、體現“關系”、弘揚“合力”和支撐“秩序”的特征。中國文化的幸福觀蘊含更大優勢的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國家統一完整、文化綿延不斷、社會團結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幸福心理學的中國化研究需要吸納中國文化的辯證思維,深刻認識心理現象屬性在情境定位、潛在功能和動態轉化等方面的特征;需要發揚中國文化的價值優勢,在契合社會目標的過程中促使自我的社會認知、態度動機和行為方式同個人幸福體驗相一致;需要遵循中國文化的本真內涵,確立個體在社會關系網絡調整中獲得自我平衡是一種重要幸福能力的觀念。

  關鍵詞: 幸福心理學; 中國文化; 文化契合; 辯證思維;

  一、引言

  幸福是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的美好夢想,也是個體孜孜以求的向往。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每個階段,追求幸福一直都是人們永恒的目標。當今中國社會,幸福感正在成為中國人努力提高的一個社會質量指標。“人的‘尊嚴’和‘幸福’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的話題,‘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第一次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的確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1]幸福已經不再是中國人心理上的隱形向往,人們不再含蓄、羞于表達甚至掩蓋自己對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也不再刻意呈現“坎坷累累”的“傷者”形象,而是大大方方地談論幸福、表達幸福和享受幸福。幸福不僅是中國人的個體愿望,也是中國社會乃至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在個人與社會不斷的適應調整、關系塑造和利益共享的現代化進程中,幸福逐步被賦予了強烈的價值觀要素。

  西方積極心理學的一個重要價值追求是實現人的幸福,并把如何實現人們幸福的、充滿美德的、富有意義的生活當作核心的理想。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將西方積極心理學引入國內,在理論探索和實際應用方面開展了許多工作,圍繞幸福獲得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陳永涌等人(2019)認為,“努力構建積極型社會,從而建設一個全民心理健康的中國,實現可持續的全民幸福。”[2]邢占軍等人(2019)認為,“人們生活中契合人類社會屬性的各種社會性條件成為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源泉。”[3]也有學者專門論述中國傳統哲學某一思想流派的幸福觀,如吳晶等人(2019)認為,“道家幸福觀(主要指老子、莊子)對幸福的追求體現為對道的體悟和順應,注重內在精神生活質量的提升,幸福生活表現為合道的精神生活。”[4]張方玉(2010)認為,“儒家幸福觀是一種安貧樂道的德性幸福。道德主體的德性精神對于幸福主體的愉悅體驗發揮著關鍵作用。”[5]必須肯定,已有研究成果很好地推進了中文語境里的幸福心理學探索。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研究應當避免簡單借用西方幸福感量表,以看似規范的建模思維局部地去認識人們的幸福心理;需要避免陷入文化“盲區”的窘境,而應從文化契合的視域“洋為中用”并創新發展,特別是對中國文化辯證思維的引入及運用。

  二、積極心理學中幸福概念的推進

  (一)幸福概念的革新

  推動積極心理學蓬勃興起以及能夠引起人們關注的重要原因是,積極心理學努力展示出一種學科形象“覺醒者”的姿態,遠離“失調”、“障礙”、“弱點”等主題的心理學形象,聚焦人性“光明”、“積極”的方面。“心理學不只研究疾病、弱點和傷害,它也研究力量和美德;治療不只是修正錯誤,它也在構建正確的東西。”[6]積極心理學同諸多學科包括規范倫理學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同樣也開展具體問題的經驗研究。在發展的初期階段,積極心理學的主要理論任務是圍繞“幸福”這個核心問題構建整個學科概念的支撐群,總體上這些概念群均屬于人格范疇當中的心理品質。“幸福”和“美德”是具有多重涵義的概念,它們應當具有道德屬性的內容。幸福的個體應當通過美德展現出內在的心理活動,而美德即心靈道德高尚,以合乎道德標準的方式去完成各種行為目標和情緒體驗。積極心理學關注培養美德,并通過美德去增進個體幸福。
 

基于中國文化的幸福心理學發展研究
 

  因為追求知識論意義上的科學標準,傳統心理學出于對標科學性的要求,在具體的心理事實上表現出對道德判斷的忽視或者回避,從而更多放棄了對具有道德屬性的心理內容的探究,顯示出心理學研究的道德或價值中立。具體到對于“幸福”、“美德”的理解,傳統心理學往往從道德屬性之外的主觀感受角度,將“幸福”定義為享樂型的物質消費或者需求型的精神滿足,將“美德”定義為外界或他人的功利型主觀判斷。積極心理學力求向人們呈現“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不僅幫助個體免除心理障礙方面的困擾,還盡量促進個體實現生活的幸福感。積極心理學以追求積極健康為目標,關注行為的道德判斷,諸如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活動和品性等都應當具有規范性的評判標準,而在這些評判標準當中道德判斷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是,積極心理學無法逾越、需要面對的基礎性問題是,核心概念的“極化”思維困境以及價值推論是否得當的命題。

  以Wong(2011)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積極心理學經過初期20余年的發展,非常有必要進入到“第二波”的發展階段,即“2.0版的積極心理學”。[7]其主要認為,對未來預期樂觀的傾向比悲觀的傾向更加契合幸福的方向。樂觀代表著朝氣和活力,而悲觀折射出凋落和衰敗。于是,在價值取向上樂觀就象征著舒展的精神和積極的結果,悲觀就預示著落魄的心神和消極的殘局。這些判斷在某種程度上、一定范圍內無疑是確定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效果不是無限線性的對應規律,而是存在相應的有限邊界。當樂觀的傾向在對象上表現出過度內卷式自我聚焦,在程度上表現出過度優勢式自我歸化,在結果上表現出過度價值型自我依附時,那么個體容易錯誤估計行為走勢,做出不當行為選擇,對于樂觀傾向功能表現上的價值預期常常出現相反的結局,身陷盲目認識的困局。反之,當悲觀的傾向不至于使個體過度淪為自我消沉,反而激發個體敏銳審視環境和自我,堅定改善現實的信心,那么,一時情緒的“烏云”也能夠起到警醒和促進行為趨好的作用。表面意義上的幸福雖然可以直觀和間接感受,但真實的幸福生活需要直接的體驗。

  (二)幸福理解的升華

  幸福是活動過程的產物、是行動的結果,需要尋找、發現和創造。在達到、體驗和實現幸福之前,尋找、發現和創造也可能存在“誤導”和“偏離”的相反效果。心理的慣性和誤區、認知的偏差和失真以及情感的沖動和掩飾,在一般個體身上都是比較容易發生和重復的。從個體直觀感受而言,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這樣一些情況,一時看起來正常、正確或者優良的“積極”心理表現可能實質結果未必如此,甚至還會適得其反,出現負面的效果。同樣,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某些在一般看來消極、暗淡或者“消極”的心理表現,并非完全“一無是處”。個體在心理沮喪糾結、心緒低落、精神煎熬或短暫悲觀之時,若應對不佳,確是壞事。但如果身處逆境,個體卻生發心理上的敏銳、意志上的堅強、行為上的果敢,并且激勵起一種斗志,那么看似令人不悅的心理情形也可以“轉危為安”、“順勢而變”,最終從心理區間的弱端擺脫出來,呈現出積極穩定的心理品質。積極心理學在個體推動與探索尋找、發現與創造幸福的具體生活階段,無法回避界定“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獲得幸福”的問題。同時,積極心理學的上述界定也難以避免出現爭議的空間。從觀念上講,積極心理學無法繞過許多概念,比較典型的爭議如“主觀幸福感”與“心理幸福感”。這種幸福感二元劃分的實質沖突落腳于差異化的價值判斷:“主觀幸福感”似乎更多負載享樂主義、功利主義的元素,價值屬性偏弱;而“心理幸福感”似乎更顯著表現為深度的價值實現過程,能夠展現心靈的人性高度,將幸福狀態的內涵豐富化。

  積極心理學對于心理現象屬性采取的劃界標準還不成熟和充分,來自積極心理學內外部的批評力量主要指向核心概念的“極化”趨勢對學科發展的不利影響。積極心理學對于學科核心概念的學術推進需要在知識論意義上明確基本的解釋原則和評判標準。這當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包括心理現象的積極屬性具有“區間”化的存在領域和“邊緣”化的緩沖地帶,積極屬性的維持和轉變依賴于生活場景,如何準確界定心理現象的“積極”屬性,框定積極程度的概念邊界存在較大操作難度;心理現象的“共生”程度,即積極和消極因素融合和轉化是復雜的生活事件的具體化過程,如何準確涵蓋心理現象的“共生”程度,允許何種類型的積極和消極因素融合和轉化存在較大模糊空間;在心理現象的積極屬性“區間”問題和心理現象的“共生”程度問題之后,心理現象的解釋“互補”問題隨之而來。如何準確設定心理現象的解釋“互補”程度,協調核心概念同基礎概念之間的連接和平衡存在較大的意見分歧。解決好上述問題有助于積極心理學的不斷提升、成熟和在不同文化社會的推廣,同時也能夠更好實現自身的學術繁榮。

  從根本上說,心理現象屬性的劃界標準在普遍衡量效果方面存在一定的適用性爭議。而當以不完全準確的標準進行屬性的劃界之后,如果進一步賦予兩極化屬性的價值負載,將“積極”的心理表現推崇為帶來確定的收益,因而是必然的目標和選擇;或者將“消極”的心理表現定格為引發確定的損失,因而是絕對不可取和必須加以回避的,那么從認識論上講,上述兩種情形都會導致積極心理學的概念體系出現固化甚至僵化的后果,整個學術話語和解釋形態也容易滑向“極化”的境地。這些狀態對于積極心理學的科學研究構成了關鍵性挑戰。

  三、中國文化中的幸福觀

  (一)中國文化崇尚“大我”的幸福觀

  “中國文化指中國人在其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8]在長期資源比較匱乏和生活動蕩的社會現實面前,中國人生生不息、勤勞堅毅,把個人的幸福深深地扎根于“大我”的幸福之中,整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延綿的價值觀始終真實展示一種“融合才會幸福”的牢固認識。在“大我”幸福觀的核心引領下,中國文化歷來鼓勵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崇尚君子風范,倡導家國情懷,既肯定喜悅場合集體層面濃烈厚重的情感宣泄和儀式渲染,也認同個體自身“得意”之時恰當的歡樂表達。內斂、自省的中國君子文化雖然并不過度鼓吹身體語言的夸張敘事,但也重視利用積極事件的情感力量強化個人幸福的體驗。“大我”幸福觀具有更大優勢的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也是中國國家統一完整、文化綿延不斷、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我”的幸福不是湮沒“小我”的存在。中國文化辯證思維的最高境界視“無我”為“大我”。“無我”是“大我”,并非指個體身份的消亡、人格特質的消失以及個人自由的消逝,更不是無視個人的幸福。“大我”幸福觀同樣重視個體幸福的累積效應,通過回味和歡慶重要時刻和重要事件的激勵意義來獲得滿足、鼓動士氣、強化幸福。個體的幸福除了滿足個人內心的需求,還需要兼顧群體的整體秩序和利益。盡管不是對每一位個體提出明確規定,但在文化心理的核心層面,中國文化崇尚幸福的奉獻元素。當然,這種奉獻并非文化強制的最低要求,而是文化灌輸的應有之義,同時在現實生活當中也被社會絕大多數個體內化于行動當中。個人與社會相互促進的關系使得“大我”的幸福觀既為個體的自我歸設了靈活開闊的范圍,又為社會的利益框定了必要的限度。這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生活智慧體現了中國文化規設“大我”幸福觀的獨特魅力。

  (二)中國文化體現“關系”的幸福觀

  中國人的自我是關系式自我,鮮明地蘊涵著自我與生活網絡緊密相關,體現了自我對于外界環境的天然敏感。“中國人的幸福更多受人際間及人與環境的關系影響;也更多強調精神的充實,精神的滿足是幸福的重要內容。”[9]“順勢而為”比“逆勢而動”更容易成為人們活動的優選策略,自我在強大的關系面前最佳的選擇是“適應”環境,而不是相反。個體指望通過改變強大的關系網絡來滿足自我需求或偏好的機會極低,成本也會很高。這一點相較于西方文化來說有較大差異。西方文化有著鮮明的個體本位主義色彩,幸福也較多地強調了屬于個人內在的某種品性,存在于微觀的個體單元之中,由個人擁有和掌握。自我是全部生活的核心,所有的觀念、思維和活動都要服務于自我。相對于自我感受的獨立性來說,建立同他人的社會關系并不占據首要位置,也不起到關鍵作用。這不是說個體與他人隔絕、過著封閉的生活,而是說個體往往從自我感受和判斷的角度去選擇性地建立社會關系。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關系對于個體幸福發揮著工具價值的作用,在其實現幸福的過程中展開具體的建構和調整。因而在西方文化中,自我的內在屬性是決定幸福感受的核心因素,表現出動機力量,個人在環境中奮斗是實現幸福和感受幸福的必經之路。

  總體來說,中國人的幸福觀沒有過濃的個體主義色彩,個體不是純粹的“個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關聯和依附親密他人,關系式自我是所有觀念、思維和活動的核心要素。自我同親密他人的邊界較為模糊,隨著關系的不斷浸潤,這種身份邊界越發淡化,進而融入范圍更廣的群體意識當中。雖然個體并非完全湮沒于外界關系的社會交往里面,但自我的“依賴式”建構是比較顯著的。在自我的結構當中,文化對自我的單方向滲透遠超過自我對文化的方向反省,通過對文化的順從和對他人的妥協,強烈的自我價值觀得以建立起來。關系式幸福強化了群體團結,能夠降低內部的活動成本,當然客觀上也造成個體幸福的條件依附。在日常的生活實踐、語言敘述和社會制度的具體表現過程中,這些關系式自我價值觀會充分活躍,成為典型的文化范式。

  (三)中國文化弘揚“合力”的幸福觀

  中國文化強調人與文化的自然融合。“合力”思維是中國文化的日常生活智慧,文化不是強力裹挾著個體被動前行,文化以柔性的力量推動個體以團結合作的基調面向整體平和的趨勢,個體也從中體驗生活的幸福。個體幸福具有文化的規定性,逆于文化價值觀或者對抗文化觀念的期待都不可能成功到達幸福的彼岸。個體的自由或自主狀態服從于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之下,進而生動展示出趨同化的文化心理習慣。在契合社會目標的過程中,自我的社會認知、態度動機和行為方式同個人幸福取得一致。“社會支持程度高的個體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正面氛圍,更容易積攢社會正能量,從而對自身、他人與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更加充滿希望,則越能促進個體社會幸福感水平的提升。”[10]文化作為柔性的力量雖然表面上并沒有強力裹挾著個體被動存在,但實質上個體社會意義的正常心理感受和精神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模式當中的價值觀、行為共識等影響。文化所確立的認知角度、態度動機和行為樣式無形之中塑造了個體的心理習慣。中國文化體現出具有“韌性”的情感磨練,不堅持單方面的“唯積極論”,不追求極度的情感“狂歡”而縱情張揚,也不視痛苦情感為“惡魔”而避之千里。中國人歷來推崇“榮辱不驚”,認為無論積極的狀態還是消極的結果都具備應有的某些價值。積極情感當然很好,令人愉悅、精神振奮,但對待積極情感也要防止“樂極生悲”,保持一份警醒,更多一些謹慎;遇到消極情感也無須“談虎色變”,恰當應對完全可以轉化為催人奮進的動力,逆境崛起。

  (四)中國文化支撐“秩序”的幸福觀

  中國人的自我經常嵌入在各種社會關系里面扮演自己的角色、承擔義務和履行責任,以符合外界期待的方式完成生活賦予的人生歷程,自我的獨立動機明顯弱于社會化動機。個人的幸福更多不是表現為個人的“索取”和“獨占”,而是取決于嵌入關系中的積極要素所實現的程度,當個體較為圓滿實現積極社會關系中的自我時,幸福成為這種狀態的自然結果。反之,即使個體因為滿足個人狹小的利益體驗而感到幸福時,這種“幸福”很可能被社會觀念排斥和譴責,成為社會秩序不能接受的內容。西方文化的幸福主旨推崇弱社會性的個人成就,原子化自我的積極狀態就是幸福的源泉和主要內容。一切阻礙弱社會性個人成就和原子化自我積極狀態實現的負面力量就是不幸福的推手和制造者。而這種服務于單獨個體的“純粹”幸福不是中國傳統文化鼓勵的個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也不被社會肯定和激勵。類似這樣的個體成功在核心價值層面上是沒有長久立足之地的,由此帶來的個人幸福也會被人們看作是自私和殘缺的。在社會秩序或者說局部社會秩序之下的個人幸福才是可靠、有意義和被認可的。因為這種個人幸福在滿足個體目標的同時,更明確符合了非原子化的人際利益,維持了網絡式相關個體的共情和團結,是具有社會意義的主流的幸福觀。中國文化價值觀通常認為,“識時務者為俊杰”,優秀的個體應當具備靈活而強大的適應能力,能夠采取多元變通的方式應對外界的任務;應當善于“察言觀色”,準確識別和理解他人的內心世界;同時應當巧妙表達自己的目標訴求,個性適中而不張揚,追求利益而避免偏執。個體在敏銳應對關系網絡的歷練中,自我的功能也充分塑造出來,促進個體形成強烈的利益群體歸屬感。個體哪怕遭受到來自群體最低程度的社會排斥都將極為顯眼地表明自己為人處世的“失敗”,進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中國社會交往的網絡關系要求個體自覺注意和考慮到他人的感受、預期或利益,靈活調整自我的社會認知、態度動機和行為方式去實現和維護整體的秩序。

  四、中國文化為根基的幸福心理學研究路徑

  (一)幸福心理學的中國化研究需要吸納中國文化的辯證思維

  幸福心理學的中國化研究展示出一個新的階段,需要對一些核心概念進行重新確立和豐富,比如以更加辯證的觀點理解“幸福”的本質,在此過程也必然涉及到對相關概念的深入詮釋。針對現實豐富多彩的社會交往和人際活動,應當從表面化聚焦“積極”轉換到辯證式確立“積極”,從靜態化固著“屬性”到流動式豐富“屬性”,從對立化堅守“判別”到重構式建設“主體”。心理力量的復雜和吊詭在于它的變通性,一些直觀看來某種心理狀態大概率導致的短期結果最終仍然會有兩種情況:一種短期內極有可能出現小概率的偏差,另一種短期內似乎負面的結果從長遠看很可能產生積極作用,相反也是如此。辯證推動幸福心理學準確定位核心概念,能夠放棄“極化”和“固著”思維,其價值也在于解釋幸福的靈動而非機械,創造幸福的機會而非斷定,體驗幸福的區間而非兩維;并且需要重點關注到,性質上差異的心理力量在對立的過程中,能夠處于一個相對動態穩定的“張力”區間,即能夠激勵和助推個體發揮出“主體性”功能,恰當煥發和保持不同心理力量爭取其主導地位。實際上,非此即彼的“極化”思維遮蔽和否定了區間兩端的心理屬性,因此應該創造相應的條件,讓看似兩端的心理屬性能夠彼此“融通共生”,而不是“水火不容”。它們常常緊密相關,在表面對立排斥中總有相互依存的轉換空間,“一桿到底”的“固著”思維與辯證立場是格格不入的。辯證立場不僅在靈動中破除機械判別,而且還要擺脫心理屬性的靜止觀察,在共生關系中創造機會,從外在的對立發展深層次的提升,有效展示出幸福心理學的“關系式”、“發展式”學術取向。簡單判別并分類心理屬性是一種簡化且常常“不靠譜”的“命題”做法,可能導致隨后習慣動用各種方式去維護和“證明”命題判定的準確,甚至附加過度的價值判斷,使相應的分析工作停滯甚至偏離方向。對于心理屬性辨證的命題判定是必要的,也是后續研究的初始階段。辯證式命題判定不是專門去斷定心理力量的性質,而是在細致判別性質表現的同時,特別注重留意發現性質轉換的機會,具備在合理的區間“反轉”原初命題判定的能力,并基于細致觀察和分析之后,提出綜合判斷,理清幸福心理學核心概念表層形態和深層功能的統一目標。

  (二)幸福心理學的中國化研究需要煥發中國文化的本真內涵

  在東西方文化中,關于幸福的對話在起點之處就存在明顯差異。西方文化崇尚個體的權力,個體往往從最現實的利益表達出發,跨越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直接面對一種圣明權威。每一位個體都以“被命運選擇”為信念,堅定自我的能力、意義和價值,并把它們奉獻給個人的絕對權威。社會關系只起到平臺作用,對自我的接納和對“命運選擇”的忠實踐行就是個人最真實的幸福狀態。然而,順從社會秩序、符合社會目標是中國幸福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個體在社會關系網絡調整中的自我平衡是一種重要的幸福能力。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幾千年來形成的民族文化深深匯聚著統一、整體、和諧的價值觀。“一體化”的國家團結觀念影響著現實中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秩序關系的重要性強于個人局部的利益獲取。個人有限的觀念如果不能夠聽從群體的安排,那么要實現預期結果是困難的,也是不穩定的。暫時性的個人滿足只是一己之私的短期兌現,不是幸福的要義。“變化的觀念讓中國人對人對事具有開放和流動的認識……換句話說,人們依照情境而發生改變。”[11]在心靈層面上,幸福總是恒常地寄托于與之緊密相關的“他者”客體的滿足當中。于是,生活中也會出現一些個體由于盲目、固執地向往和追求“絕對自在”的幸福而迷失了方向,滿臉茫然覺得幸福遙遙無期,反而加深了生活的煩惱和精神的負擔。空洞的幸福并不存在,純粹的幸福也難以長久。尋找幸福的真正含義是指,在收獲生活意義或某種生活目標的過程中,自然產生的、附加性的一種情感體驗。

  (三)幸福心理學的中國化研究需要突出中國文化的價值優勢

  在引入西方積極心理學時需要注意到,雖然它以號召和追求幸福為宗旨,但也存在像一般社會觀念那樣抽象化幸福的偏差,使得“積極”心理品質出現“走樣”,甚至可能助推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壓力,強化了道德維度上的幸福比較式批判力,制造出幸福的“虛假”價值優勢,錯誤貶低所謂缺乏幸福感個體的生活價值和道德水準。中國文化的價值優勢體現在幸福觀方面就是包含了獨具特色的相對主義內涵。在心理狀態比較判斷的過程當中,中國文化弘揚的幸福不是首先基于“實在化”的物質指標和欲望達成;對幸福的判斷也不是首先基于“具體化”的成功程度和影響大小。陷于“實在化”的數量標準和“具體化”的感官炫耀反而容易滑向幸福生活的相反方面,使得幸福的目標成為“負擔”,不幸福的感受揮之不去。因而,促進幸福的著力點應當突出相對主義的生活價值,在積極有為中綻放自我的進取精神,在泰然處之中接納生活的各式所遇。中國文化幸福觀的價值優勢還體現在向人們傳遞和表達對幸福的理解以及追求的過程中,強調通過合理、中庸的社會比較和對照,來檢視自己完成生命義務和責任的程度,進而讓人們的幸福目標在正確的方向和軌道上加以實現。現實和期待之間永遠存在差距,一些人以追求和實現幸福的名義去努力縮小這種差距,但往往適得其反,有時不僅幸福落空,而且差距感還會增大,更多的失望油然而生。個體生活環境的社會觀念常常施加影響,無形中把追求絕對幸福樹立為生活范式,甚至成為了社會焦慮。但這種追求幸福的社會觀念卻經常是以某種抽象的形式存在,使得在幸福的概念、實現幸福的路徑以及體驗方面缺乏清晰、具體的內容。發揮中國文化的價值優勢能夠克服上述弊端。中國文化中幸福從來不是以個體擁有的絕對客觀條件加以衡量,也不是它們僵硬的派生物。客觀上的“完美”不會主動等同于主觀上的“幸福”,主觀上的“幸福”也不一定必然要求客觀上的“完美”。對美好未來的預期不需要通過對抗現實處境來完成,也不需要總是糾結或寄予在完全消除對現實的不滿之后才能達到美好的未來。

  五、結語

  由于人的天然“有限性”,人的社會適應目的總是萌生出個體的各種需要。周圍的特定環境需要保證個體基本的生存條件:身體免受饑寒交迫,心理免遭孤獨纏繞,處境免于危險叢生。上述需要保證得越充分,個體的獲得感和滿足感就會越強烈。為了獲得更大的幸福,人們需要不斷地改善處境,將物質占有和使用最大化、法律權利規定和落實最充分化、社會保障程度和覆蓋最普惠化。只有社會取得全面進步,人們的生活獲得感、滿足感和幸福感才會更強。“人類進入國家狀態的根本目的,無疑是要過上幸福生活。在國家狀態中,不同的人對幸福的認識、理解和解釋是不同的,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將幸福作為共同生活理想的選擇。”[12]幸福的文化要素落實在個體與社會、實踐與信念的關系之上。幸福一定要包含積極的情感狀態,它開放式地面對豐富多元的外部世界,由此,幸福可以是普遍的。幸福的體驗程度存在區間上的差異,但實現體驗著的幸福必然嵌入現實的文化觀念和社會背景當中,也必然在上述環境當中生動演繹契合與非契合的復雜表現。由于制度力量的強大作用,幸福體現出深刻的文化烙印。

  幸福體現為令人愉悅的心靈境界和情感狀態。以目標達成為主的思想取向視幸福為個人品格的反復錘煉和精神改造,將幸福融于自我的完善型成就實現當中;以過程享樂為主的思想取向視幸福為個人情感的偏好渲染和精神消費,將幸福嵌于自我的斷裂式層級評價當中。無論何種幸福功能的分類指向,幸福的主觀狀態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元素。在認知上,個體要認同自己生活的正當性和意義感,從而為價值維度認定自己生活的美好奠定基礎;在情感上,個體要基本保持內心體驗同生活意義大體方向一致的積極心理感受,將自助和助人相結合;在行為上,個體要借助優勢認知和情感動力,建立起有序可控的生活節奏,并構筑起有力的行動環路。總體而言,雖然生活的事務可能“一茬接一茬”,甚至“應接不暇”,但是知識和能力方面的提升能夠有利于個體獲得良性生活,不斷豐富積極的情感也會有利于個體獲得前進的力量,通過“勝人一籌”、更為突出的創新意識,“百折不撓”、更多韌性的心理彈力,“海納百川”、更為開放的經驗接觸,一定會讓個體面臨更多的機會,爭取到更多的資源,更為容易接近幸福的狀態。幸福心理學的中國化研究應當立足于中國民眾樸素的生活智慧,發掘在中國社會巨大的變遷之中人們心理生活屬性的情境定位、潛在功能和動態轉化等方面特征,遵循中國悠久文化的本真內涵,弘揚中國文化的價值優勢,樹立當代社會里個體在社會關系網絡調整自我的和諧平衡就是一種重要幸福能力的觀念,在追求和實現社會目標的過程中,努力取得自我的社會認知、態度動機和行為方式同個人幸福相一致。在中國社會歷史漫長的進程之中,中華文明的民族精神孕育出崇尚“大我”、體現“關系”、弘揚“合力”和支撐“秩序”的獨特幸福觀,并且成為國家統一完整、民族文化綿延不斷、社會團結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成為滋養千百年來中國人民生生不息、砥礪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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