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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黃老思想的興盛

時間:2020-01-21 10:34作者:劉固盛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北宋時期黃老思想的興盛的文章,黃老作為道家的重要一支,盛行于戰國,在思想上表現出“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的綜合性,其突出的特點是將老子之道運用于治國安民的政治實踐。

  摘    要: 北宋是繼西漢以后黃老思想流行的另一個高峰。北宋多數帝王有崇尚黃老之舉,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應,黃老思想幾乎漫延于整個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為顯著。宋仁宗不僅對黃老十分推崇,并且更加自覺,在位期間被時人及后世稱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黃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而宋神宗言及他對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無間然,可見黃老與儒學在國家治理上同樣具有相融之處,這也是北宋黃老與西漢黃老區別之所在。

  關鍵詞: 北宋; 黃老思想; 宋仁宗;

  Abstract: Afte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Huang-Lao theory again became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constituting another peak in the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Most emperors of the Northern Song advocated Huang-Lao theory,which was carried out jointly by the monarchs and their subjects,and the ideological circles echoed each other. Huang-Lao theory was influential throughout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especiall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Renzong,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mperor-worshiper whose rule was hailed as the Rule of Peace by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ang-Lao theory in the Northern Song and the Western Han is precisely reflected in the comments of Emperor Shenzong, who said that Emperors Wen and Jing of Han Dynasty,Emperor Taizong of Tang Dynasty,and Confucius almost had the same views on national governance,or in other words,Huang-Lao theory and Confucianism coul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area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 the Northern Song; Huang-Lao Theory; Emperor Renzong of Northern Song;

  黃老作為道家的重要一支,盛行于戰國,在思想上表現出“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的綜合性,其突出的特點是將老子之道運用于治國安民的政治實踐。到西漢初,黃老思想更加走向了輝煌,學術上出現了《淮南子》這樣的集大成之作,政治上成為當時國家的指導思想,并直接導致了“文景之治”。盡管因漢武帝獨尊儒術,黃老之學曾一度淡出政治舞臺,但仍然流傳不息,到唐宋時又呈彰顯之勢,宋代尤其是北宋則是繼西漢以后黃老思想流行的另一個高峰。不僅僅是宋初盛行,而是北宋多數帝王都有崇尚黃老的舉措,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應,黃老思想幾乎漫延于整個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為顯著。對于北宋流行的黃老思想,以往學術界僅僅對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帝的情況有一些研究,2 其他方面則關注甚少。對此,本文擬作進一步探討。

  一、皇帝崇尚黃老

  趙宋政權建立之初,社會經濟遭到重大破壞,國家亟需休養生息,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十分契合社會及最高統治者的需要,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也順應了這一時代要求,崇尚黃老之治。作為創業垂統之君的宋太祖堪稱有為,但他的為政舉措仍然具有推崇黃老的傾向。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記載:

  真定蘇澄善養生,為道士,居隆興觀,唐、晉間數被召,皆疾辭不赴。契丹主凡欲自立時,求僧道之有名稱者加以爵命,惟澄不受。于是,上召見之,謂曰:“朕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非所安也。”上亦不強。壬申,幸其所居,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養生之術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養生,則異于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上悅,厚賜之。3
 

北宋時期黃老思想的興盛
 

  此事發生在開寶二年(969)五月。年逾八十的道士蘇澄頗有風骨和見識,先后拒絕了后唐、后晉、契丹的邀請,這引起了宋太祖的重視,宋太祖親自前往拜見,并召他來京師的建隆觀擔任住持,卻遭到了推辭。于是宋太祖只好詢問養生之術,蘇澄向宋太祖建議,帝王不能僅僅學養生之道,而應該以黃老之術治國。太祖聽了很高興,蘇澄也因此得到重賞。從宋太祖的施政實踐來看,黃老思想確實有明顯體現。如張其凡先生指出,太祖時期的黃老之治,主要表現在完備和改革各種制度上,以造成可因之勢,從而實現無為而治。在用人上,太祖重用忠厚、通吏道的文臣,目的是刑德并用,使法制得以貫徹執行,社會能遂其自然,從而實現無為而治。太祖的用人之道,也鮮明地反映出黃老思想,而太祖的主要輔臣趙普則扮演了集蕭何、曹參于一身的角色,為政的黃老色彩同樣很濃厚。4《宋史》贊太祖“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丕平”,5的確有據可依。

  宋太宗對黃老思想則更加推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宋太祖的影響,更重要的原因,則與他于太平興國四年(979)和 雍熙三年(986)兩次伐遼失敗有關。伐遼戰爭遭到重創以后,宋太宗開始真正落實黃老之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十四載:

  上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用師討伐,蓋救民于涂炭,若好張皇夸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上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常修德以懷遠,此則清靜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靜,實宗社無疆之休也。”6

  這是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和宰相呂蒙正的討論,從中可以看出太宗對征伐之事尤其是伐遼戰爭的反省以及對國家治理政策的及時調整。從此,以黃老治國成為他與大臣經常討論的話題:

  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于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7

  這段記載既反映了宋太宗把黃老思想作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也顯示出大臣們與太宗思想的一致性,以及《老子》一書對他們的重要影響。當時不僅大臣熟知《老子》內容,皇帝也經常閱讀《老子》。太宗曾對他的侍臣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并在其內。至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又言:“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用文德致治。”8由此可見,宋太宗是一位深諳黃老之道的皇帝。據載: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揖師,茍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得。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圣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9

  宋太宗主張為政寬緩,抓大放小,盡量做到不擾民,呂蒙正則以曹參不擾獄市進行類比。可以看出,宋太宗從指導思想到施政實踐,確實大有黃老之風。

  宋真宗同樣崇尚黃老。他于咸平二年(999)對宰相說:“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明皇注解雖粲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清靜之旨也。因令鏤板。”10并于景德三年(1006)下詔說:“老氏立言,實宗于眾妙,能仁垂教。蓋誘夫群迷,用廣化樞,式資善利。”11宋真宗與太宗一樣,注意從《老子》中吸取治世之道,頗為重視黃老之學。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還是一個特別崇尚道教的皇帝。《宋史·真宗本紀》稱:“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太祖、太宗都優待道士,但真宗尤甚,他不僅屢設齋醮祈禳,還假托夢見神人傳玉皇之命,造出了一個“圣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趙玄朗,宣言他就是趙家帝王的圣祖,并建造宮觀以事供奉。宋真宗之崇道,實有“神道設教”之意,以鞏固其統治的合法性,打消契丹對宋朝的覬覦之心。12因此,他對道教的崇奉與以黃老清靜之旨治國有明顯區別,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此點同樣適用于宋徽宗,宋徽宗作為著名的崇道皇帝,篤信神仙方術,自封為“教主道君皇帝”,大力扶持道教,但他的治國主張卻是提倡黃老清靜之治的。他不但誦讀《老子》,而且親自為之作注,成為繼唐玄宗后又一個注《老》的皇帝。柳存仁先生認為:“如純以理論言之,徽宗之見解,仍出唐玄、明祖二人之上,而能抉道家之竅。”13宋徽宗對《老子》的注解,并沒有道教神仙的氣息,而主要從治國理政方面著手,即主張把老子的自然無為之道運用到政治上來。14強調老子思想中的政治功能,乃是黃老之學的重要特點。不過,相對于前朝諸帝,徽宗雖仍然有黃老之意,卻無黃老之治,政治上以失敗而告終。

  黃老思想并不是在宋初三帝以后就停止了流行。真宗去世后,仁宗年幼繼位,劉太后垂簾聽政,延續真宗朝的治理政策,仍然崇尚黃老,故宋祁在《皇太后躬謁清廟賦》中曾這樣頌揚劉太后:“別苑無從禽,離宮無改筑,此則皇太后守黃老清靜之躅也。”由于黃老之政被持續性地推行,宋仁宗、宋神宗也都成為了黃老思想的推崇者和實踐者。《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載:

  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煉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清靜之道也。”15

  這是記載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的一件事,宋仁宗認為《道藏》收錄的典籍大都為煉養方術之類,比不上《老子》書的簡約,宰相張知白點出了仁宗實有意于黃老的清靜治國之道。可見,宋仁宗對待道教,與前之真宗、后之徽宗有明顯不同,他雖然沒有明確反對道教,但保持了一種較為疏遠的態度,他感興趣的是用于治國的黃老之道。仁宗與張知白討論《老子》的事,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為官的陳瓘所著的《昭語》中也有言及,其序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無為之術。’臣伏讀神考圣訓曰:‘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于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漢文。”16神考即宋神宗,仁祖即宋仁宗,陳瓘認為宋仁宗的治國思想和為政實踐與漢文帝類似,都是以黃老為宗。他又引宋神宗對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的評價,說明神宗也是推崇黃老的。

  陳瓘(1057—1124),字瑩中,號了齋,南劍州(今屬福建)沙縣人。宋元豐二年(1079)中進士甲科,授官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遷明州通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宋徽宗即位,被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著作郎等職。陳瓘為官公直,富有才識,時人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韓愈”。17《宋史》本傳云:“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茍發。通于《易》,數言國家大事,后多驗。”又贊陳瓘曰:“抗跡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群奸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18陳瓘在《昭語》中記載了漢文帝崇尚黃老之事,并收錄了關于宋仁宗為政的不少事例(其間也言及宋神宗),通過比較,他得出了宋仁宗與漢文帝同屬于崇尚黃老之君的結論。陳瓘出生于仁宗朝,所記之事當可信。據《昭語》載:

  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于老子,故仁祖于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于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于孔而其本則同,漢劣于周而善亦可取,此二圣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佑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己,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圣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于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助無為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陳瓘指出,宋仁宗的任人為政,與漢文帝有許多相同之處,都是以黃老治國的典范。而宋神宗謂其與漢文帝“無間然”,說明神宗也是非常認可漢文帝的治國之術的。陳瓘又記:

  韓絳言:“林獻可遺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聞陰訐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訐之路,拒而不受,圣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這里說明宋仁宗納言察人之術深得老子之意。陳瓘還記:

  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為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資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為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于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圣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圣君當大有為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于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19

  宋仁宗、神宗都主張用較為緩和的法度治理天下,愛護百姓,簡刑罰,“以獄空為悅”,崇尚老子的清靜無為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仁祖以清靜無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宋仁宗在位42年,一以貫之地推行黃老之道治國,實屬難得,因此確實可以與漢文帝媲美。正如南宋政治家史浩所言:“夏商之后,周八百年,漢四百年,社稷綿遠,政治光明,實由四君寬大忠厚惠養之功有以致此,其后宣王中興,斯民喜于王化復行,光武再造,人見漢官威儀而增喜,人心如是,固結而不可解,此豈法制整齊之功所能致哉?惟我仁宗皇帝,卽周成康漢文景也,四十二年之間,其所以培養邦本者,至矣盡矣。”20此后宋神宗對漢文帝的認可,顯然也受到了仁宗的影響,故繼位后延續仁宗朝的黃老政術。

  學界以往論及北宋的黃老思想,大都以宋太宗為代表,21但太宗既身負“燭影斧聲”之謎,又遭北征契丹之敗,推行黃老之治尚有一個變化的過程。而宋仁宗不僅對黃老同樣推崇,并且更加自覺,為政效果也更好,在位期間被時人及后世稱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黃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誠如王夫之在《宋論》中所說:“仁宗之稱盛治,至于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清剛之多士贊理于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不歆,見小才而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奸無所熒,邪無能間,修明成憲,休養士民,于以坐致升平,綽有余裕。”22王夫之提出的慈儉、休養、包容等一系列評價,正是宋仁宗黃老思想在施政實踐中的具體呈現。

  二、臣下倡導黃老

  北宋不僅皇帝崇尚黃老,臣下也同樣倡導,黃老思想得以上下貫徹,共同推行。除前面提到的趙普、呂端、呂蒙正等名臣外,歐陽修也是黃老的倡導者,如他說:“前后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于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圣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23蘇軾則認為黃老才是道家的正宗,他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

  道家者流,本出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極北極之祀,下至于丹藥奇技、符箓小數,皆歸于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蘇軾指出,黃老與儒家有一致的地方,而與秦漢以后產生的道教有別。道教的各種修煉雖歸于道家,但道家之本是黃老。他又在《蓋公堂記》說:“曹參為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24從這一段記載來看,蘇軾對黃老政治是非常推許的。

  司馬光同樣崇尚黃老,并與王安石進行討論:

  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準,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

  顯然,司馬光不僅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且認為其變法違背了黃老之旨。司馬光還針對當時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的錯誤認識,作《無為贊》,云:“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無為自然。”25司馬光認為黃老之要旨就是無為自然,這也是老子思想中最可取的內容。

  秦觀對黃老之學也頗為推崇,他說: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于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于渾者略,于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后六經,豈非有見于此而發哉。26

  班固指出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秦觀認為這一評價是不妥的。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恰恰是司馬遷的高見。與儒家比較,黃老之學的可貴之處在于以道為本,兼采百家,具有包容性,司馬遷推崇黃老,是看到了黃老之學的長處。此外,秦觀把西漢杰出的謀臣張良與北魏著名謀臣崔浩進行了比較:

  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余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于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于圯上老人,終曰愿棄人間事,從赤松游,則其術蓋出于道家也。浩精于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后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于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27

  崔浩協助北魏皇帝統一了北方,故以張良自比。秦觀認為,張良屬于黃老道家,崔浩屬于陰陽家,張良比崔浩要高明很多。在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上,秦觀也是站在黃老這一邊的。

  從一些大臣對《老子》的直接評價,也可見其對黃老思想的肯定和贊賞,如張耒《老子義》云: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茍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于滅盡而后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28

  這是張耒對《老子》第74章的逐句解釋,最后一句是關鍵:“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統治者僅以嚴刑峻法治國,馭使百姓,效果不會很好,也不是理想的辦法。執政者應當戒慎,不應輕易傷及百姓。

  前面提到的陳瓘不僅極力推許宋仁宗、神宗的黃老之治,還把仁宗比于漢文帝,從中也可看出陳瓘本人具有濃厚的黃老思想。如他稱贊老子的治國之道:“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于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己,舜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評價漢武帝的以儒術治國:“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于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于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得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于天下哉。”29認為在治國方面黃老實際上比儒學高明。

  在上述積極倡導黃老思想的官員中,呂端、呂蒙正活動于太宗朝,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秦觀、張耒、陳瓘等都主要活動于宋仁宗、神宗朝,神宗有紹述仁宗之意,由此可見,北宋諸帝崇尚黃老以仁宗為首,臣下倡導黃老也以仁宗朝為甚。

  三、思想界流行黃老

  在北宋,不僅君臣上下崇尚黃老的情況突出,思想界也流行黃老。當時在思想界影響最大者當首推王安石學派,該學派對《老子》很重視,多人注解《老子》,頗強調黃老政術。雖然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未得黃老要旨,但可能的情況是王安石的老學思想與其變法實踐并未保持一致,或者說,王安石沒有把黃老之學用好。而王安石解《老》是很有黃老意味的,其學派中的王雱、呂惠卿老學中的黃老思想則更加明顯。如王安石注《老子》第6章:“天道之體雖綿綿若存,故圣人用其道,未嘗勤于力也,而皆出于自然。蓋圣人以無為用天下之有為,以有余用天下之不足故也。”在上者效法老子的自然之道治理天下,就要“以無為用天下之有為”,重視人道、人事的重要性。為了用好老子之道,需要充分發揮禮、樂、刑、政等社會政治制度和措施的作用:“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欲廢轂福于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矣。”30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安石注《老》的黃老旨趣。

  王安石兒子王雱的黃老思想頗為豐富,其《老子注》大力提倡黃老之政術。如他注第80章說:“老子,大圣人也。……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經》之義終焉。”即是說,《道德經》是一部治世之書,如果“舉其書以加之政”,就可以使天下得以治理。王雱與他父親一樣,主張把《老子》中的思想運用到社會現實政治中去。因此他明確提出:“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于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雖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治國治人之道,在于無為與有為的結合,無為而不廢有為,這是典型的黃老之術。呂惠卿也認為《老子》是一部可供治世的經典,其所著《道德真經傳·序》云:“曹參師于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為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跡,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31呂惠卿認為曹參、漢文帝用黃老之術,使國家大治,尚僅得《老子》之淺層思想。如果仔細參究,其中更有深意。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老子之道,認為其書與儒學相悖,而實際上,《老子》堪稱治世要典,乃“皇王之宗”。

  宋徽宗的御注也受到了王安石學派老學的影響。蒙文通先生曾說:“荊公注《老子》最有精義,承其流者王雱、呂惠卿、陸佃、劉涇之徒,皆注《老子》。……此與政和御注不無關系。”32政和御注即指宋徽宗的《御解老子》,蒙先生認為徽宗《御解》與王安石學派的老學思想有關,這是頗有見地的認識。從思想內容上看,兩者具有相似之處,即都主張把老子的自然無為之道運用到政治上來。與王安石變法沒有用好黃老一樣,宋徽宗治國也沒有用好黃老,故同樣走向了失敗,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于皇帝的倡導,黃老在當時思想界的影響不可小覷。如徽宗朝太學生江澂為御注所作《道德真經疏義》,著重闡明無為不能脫離有為的道理,與王安石學派老學中的黃老旨趣一脈相承。江澂指出:“道有體有用,無為其體也,無不為其用也。一于無為以求道,則溺于幽寂,失道之體;一于無不為以求道,則滯于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動,無為而不廢于有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不為而不離于無為,則道之至妙無余蘊矣。”由此可見,求道時不能把有為無為分開,那么,治國時有為無為也不可分離:“治天下者,一于無為而不知有為,則若聚塊積塵,無為而非理;一于有為而不知無為,則若波流火馳,有為而非真。夫惟有為不離于無為,無為不廢于有為,而為出于無為,其于治天下有余裕矣。”顯然,江澂對有為與無為關系的認識頗合于黃老主旨。在江氏看來,只有結合道家的清靜無為和儒家的仁義禮法,才能夠治理好國家:“圣人以道在天下,而刑政賞罰所以輔道而行也。以刑政明天下之防范,使民有所守;以賞罰示天下之好惡,使民知所禁,一本于道而已。”“王者之兵,本以仁義,行以征罰,有事則討,無事則已,以為常安之術。”33在這些闡述中,黃老思想展示得很充分。

  北宋的黃老思想也影響到科舉考試。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七》載,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殿試賦題為《卮言日出賦》,真宗咸平五年(1002)的殿試賦題為《有物混成賦》,兩位皇帝的殿試賦題顯然與黃老思想有密切關系。34而宋徽宗完成《老子》御注不久,朝散郎新知兗州王純便奏:“乞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于其中出論題。”對王純的奏議,宋徽宗立即予以批準,很快就下詔向全國頒行《御注道德經》。又昭曰:“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35這樣的舉措,無疑有助于擴大黃老思想的影響。由于黃老思想滲入到了科舉,自然也就影響到文學領域。如王禹偁得知淳化三年的殿試賦題,便擬作《卮言日出賦》云:“今我后據北極之尊,窮《南華》之旨,思欲體清凈而率兆庶,故先命辭賦而試多士。盛乎哉! 崇道之名,不為虛美。”賦中的“我后”指宋太宗,王禹偁稱贊了太宗推尊的黃老之治。據王彬的研究,在王禹偁現存的18篇律賦中,明顯受黃老思想影響的有《崆峒山問道賦》《橐龠賦》《圣人無名賦》《君者以百姓為天賦》等,如《崆峒山問道賦》云:“我國家尚黃老之虛無,削申商之法令。坐黃屋以無事,降玄纁而外聘。有以見萬國之風,咸歸乎清凈。”《圣人無名賦》言:“今我后尚黃老以君臨,闡清靜而化下; 抑徽號于睿圣,善玄風于華夏。有以見圣無名兮神無功,信大人之造也。”可見,當時的黃老思想確已滲透到律賦的創作之中。36

  在北宋的道教界,黃老思想也受到了重視。黃老與道教合流后,其主旨由重政術變為重養生,如《河上注》便是代表。不過,北宋道教界又出現了強調老子之政術、提倡黃老思想的傾向。如北宋著名道士陳景元在《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開題》中明確提出了其注《老》之宗旨:“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陳景元作為陳摶的再傳弟子,解《老》以重玄為宗,表明他對唐代道教老學的繼承,即以重玄之學闡發老子之道,但其老學主旨與唐代重玄學追求“虛通妙理”不同,已變為“其要在乎治身治國”。如他解釋《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一著名命題:

  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為,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圣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

  與常見的哲學詮釋不同,顯然這是一個從黃老角度作的注解。陳景元指出,老子的意思,并不是指人與天地、道之間轉以相法,而是從天下治理的角度垂教,告誡王者既要法地,還要法天、法道,所法之處,都歸于自然。道法自然的要旨在于以自然之道治國,而不是去探求其中的玄理。所以陳景元在《老子》第16章的注釋中同樣強調:“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曜,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為宗,則用常道為上矣。”陳景元雖為道士,但并不崇尚神仙之術,而以用常道為上,也就是推重道的現實功用,即道之要“在乎治身治國”。用道來指導治身治國,這是黃老的一貫之旨。通觀《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全書,除了陳景元自己的闡發,還常征引前人的注解,其中尤其重視嚴遵的《老子指歸》,據統計,直接用“嚴君平曰”或“君平曰”加以引用的注文有52處,間接引用者還不少。考慮到嚴遵是西漢黃老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指歸》突出的亦是黃老主旨,陳景元的思想傾向不辨自明。因此,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闡述陳景元的老學思想說:

  是故司馬遷云:為陰陽者繁而致惑,為儒者博而多慮,為墨者苦而傷性,為名者華而少實,為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為大道焉。清虛無為,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易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之主。是以先黃老而后六經,獨嘆道家為清尚焉。故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37

  薛致玄綜合司馬遷父子關于黃老的論述,認為陳景元對《老子》的解釋和發揮與黃老思想相符合。

  從道教老學發展的大致情況來看,唐代道士解《老》多論哲理,宋代道士多言黃老,明清道士常談內丹。38陳景元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并于神宗熙寧五年(1072)上進朝廷,不僅得到了皇帝的稱頌,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39陳景元對黃老的闡揚,能夠代表當時道教思想界的一般狀況。

  四、結 語

  黃老思想在北宋的延續時間超過了西漢,特別是到了宋仁宗朝,其思想流行情況及影響,可與漢代文景時期并稱。蘇軾在《六一居士集敘》言:“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極矣。”40天圣、景佑均為宋仁宗年號,可見仁宗朝的太平富足,得益于當時的黃老之治。《水滸傳》天都外臣之序說:“小說之興,始于宋仁宗。于時天下小康,邊釁未動,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樂部纂取野記,按以歌詞,與秘戲優工,相雜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蓋雖不經,亦太平樂事,含哺擊壤之遺也。”41序中所論雖是小說,但提到了宋仁宗及其治理下的社會小康狀況,這不正是黃老的理想政治嗎?宋仁宗是北宋皇帝中推行黃老最突出的代表,其政治成效也最好。至于宋神宗言及他對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無間然,可見黃老與儒學在國家治理上同樣具有相融之處,這也正是北宋黃老與西漢黃老區別之所在。

  注釋

  1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289頁
  2 相關研究成果有:張其凡:《呂端與宋初的黃老思想》,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唐兆梅:《略論宋初的黃老思想》,《中州學刊》1991年第1期;李華瑞:《宋初黃老思想三題》,《河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王彬:《宋初的黃老思想與律賦》,《濟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等。
  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26頁。
  4張其凡:《呂端與宋初的黃老思想》,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第404-405頁。
  5《宋史》卷三《太祖本紀三》,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51頁。
  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四冊,第758-759頁。
  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四冊,第758頁。
  8李攸:《宋朝事實》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37頁。“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句,原文作“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句意不通,據《老子》經文改。
  9李攸:《宋朝事實》卷十六,第241頁。
  10《中華道藏》第11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322頁。
  11李攸:《宋朝事實》卷七,第123頁。
  12《宋史·真宗本紀》:“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宋史》卷八,第172頁。
  13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經之得失》,《和風堂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4頁。
  14具體論述可參劉固盛:《宋徽宗君臣的老子注疏》,《老莊學文獻及其思想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
  15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八冊,第2401頁。
  16《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2頁。
  17《宋史》卷三百五十四《蔡薿傳》,第11117頁。
  18《宋史》卷三百四十五《陳瓘傳》,第10964、10967頁。
  19《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3頁。
  20史浩:《別擬》,《鄮峰真隱漫錄》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21如張其凡先生在《呂端與宋初的黃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在宋初四十年的時間內,黃老思想一直流行并為統治者倡導。……宋初黃老思想的盛行,以太宗時期為甚,真宗初年次之。” 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第404-405頁。
  2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一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第110頁。
  23《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3頁。
  24《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5頁。
  25《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5頁。
  26《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6頁。
  27《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7頁。
  28《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6頁。
  29《中華道藏》第11冊,第483頁。
  30《中華道藏》第12冊,第483、502頁。
  31《中華道藏》第10冊,第635、582、314頁。
  32蒙文通:《道教史瑣談》,包遵信主編:《中國哲學》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
  33《中華道藏》第11冊,第76、10、42、68頁。
  34參見王彬:《宋初的黃老思想與律賦》,《濟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第73-78頁。
  35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401頁。
  36參見王彬:《宋初的黃老思想與律賦》,《濟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第73-78頁。
  37《中華道藏》第10冊,第432、424、507頁。
  38劉固盛《道教老學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對此有所論述,如唐代道士成玄英、李榮、杜光庭等均以重玄之學解《老》,此外,劉進喜、蔡子晃、黃玄賾、車玄弼、張君相、張惠超、黎元興等道士之解《老》,都明重玄之道;宋代道士除陳景元外,董思靖的《道德真經集解》同樣闡發黃老主題,又如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玄經原旨發揮》,宣稱老子思想的主旨為“皇道帝德”的治國政術;明清道士以內丹解《老》非常普遍,陸西星《老子道德經玄覽》、程以寧《太上道德寶章翼》、李西月《道德經注釋》、黃裳《道德經講義》等可為代表。
  39參見劉固盛:《論陳景元對〈老子〉思想的詮釋與發揮》,《宗教學研究》2006年第2期。
  40蘇軾 :《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16頁。
  41王利器:《水滸全傳校注》第10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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