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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野圭吾小說中體現出的民族風格

時間:2020-02-10 13:59作者:周登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東野圭吾小說中體現出的民族風格的文章,日本著名作家東野圭吾,在中國圖書市場,讀者眾多。新經典外國文學總編輯黎遙在開卷講堂中評介說:“大眾圖書中暢銷的、長銷的、好賣的、受人尊敬的、影響大的這些元素,在他的書里都能夠找到。”

  摘    要: 日本著名作家東野圭吾,在中國讀者中,形成了“東野圭吾熱”。其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①在內容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社會生活;②在藝術上體現了日本民族文學以“物哀”為美的獨特審美觀;③在人物形象刻畫上流露出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

  關鍵詞: 東野圭吾; 日本; 民族風格;

  日本著名作家東野圭吾,在中國圖書市場,讀者眾多。新經典外國文學總編輯黎遙在開卷講堂中評介說:“大眾圖書中暢銷的、長銷的、好賣的、受人尊敬的、影響大的這些元素,在他的書里都能夠找到。”[1]因此,受到讀者的青睞理所當然。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作家生活于民族傳統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傳統文化影響。作家風格必然滲入民族文化傳統的基因,表現出民族性。[2]日本民族歷史悠久,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傳統。東野圭吾作為日本土生土長的作家,受其影響,理所當然。作品體現出鮮明的民族風格,主要反映在創作內容、藝術特色和人物性格特征上。

  一、東野圭吾作品在內容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社會生活

  “文學的民族風格,首先在反映民族的生活題材內容上表現出來。”[3]東野圭吾前期創作以本格推理為主,從1990年起的中期創作,開始涉及社會問題,具有“新社會派”特點。后期開創“寫實本格派”,以真實性、現代性、社會性為小說三大支柱。東野圭吾出生于日本大阪的社會底層,后來通過讀書入職,成為技術工程師,其后因為創作一度失業。他人生經歷可謂復雜,輾轉于社會各個階層,因而對日本社會了解較為深入。他又是知識分子,熟諳日本史,因而在創作時,以日本社會為背景,縱橫捭闔,筆鋒觸及到日本的社會結構、時代經濟、禮儀習俗等內容。

  東野圭吾作品寫到了日本社會的階層、法制、教育體系、家庭制度,以及女性社會地位等諸問題,涉及到各領域和層面,多層次全方位地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社會結構。如《白夜行》中,就寫到了日本的社會分化,有底層民眾、中產階級及上流社會等社會階層。最開始進入小說的是底層民眾,如當鋪老板、面店女工,還特別描繪了當時因為日用品漲價出現的超市哄搶局面。從小說中段開始出現中產階級,茶道老師唐澤禮子、世家子弟筱冢一成,私人偵探今枝查巳、普通公司中層高宮誠等人就是此階層代表。到了后半部分,隨著唐澤雪穗生活逐漸變化,她嫁給了世家子弟筱冢康晴,自己也開了服裝店。小說中又出現了上流社會的生活場景。《紅手指》《彷徨之刃》等則毫不留情揭露了日本的法制問題,指出了其不合理之處。很多小說,則寫到了日本父子成仇的家庭制度問題。《圣女的救濟》則昭示著日本女性卑微的家庭地位、社會地位。《湖畔》則反映了日本社會的教育問題。

  作品所描繪的具體生活畫面,越是與一定的時代背景相聯系,越能反映出民族生活的歷史特點、時代精神,就越具有民族特點和生活本質。東野圭吾作品時間跨度大,有70年代,也有90年代,直接或間接描繪了日本各時代的經濟狀況,以此為背景,實際上反映了日本民族在不同時期的生存狀況,具有歷史感。作者表現方式多樣,有時在寫人物行為活動、故事背景時自然而然表露出來。如《解憂雜貨店》,書信把20世紀70年代與21世紀聯系起來,以幾段故事講述了日本社會三十年來的變遷。二十幾年間股市和房價飛漲,產生了一些商業投機中暴富的幸運兒。三位少年,以后來人的經驗建議晴美盡可能多買股票和市中心房產,并在帶來經濟危機的“廣場協議”前及時脫手。從建議信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日本社會的經濟狀態。而翔太、敦也和幸平三位少年,來自21世紀,他們被迫“闖空門”的緣由間接反映出日本當時的經濟狀況。他們的行為不端根植于社會經濟背景。祥泰從家電量販店中被炒魷魚,幸平供職的汽車修理廠突然倒閉,而敦也目前也在失業。《白夜行》中,警察笹垣發現自己妻子一大早起床排隊去買紙,“市價四萬元的清潔劑”等等,這些都是由于石油危機造成了日本輕工業產生供應緊張。而在文中,地皮創下天價,也揭示了當時日本房地產價格膨脹、泡沫經濟逐漸形成的這一社會經濟現象。

  “文學作品要表現社會生活,也要表現社會情緒,離不開富有民族色彩的風土人情,世態習俗。”[4]東野圭吾作品還描寫了日本的習俗禮儀。作品以日本為背景,不可避免涉及到社會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具有日本民族地方特色的物事,如柔道館、日式糕餅店、便利店、燒烤料理、歌舞町等,出現在作品中便理所當然,展現了日本的民族風情。日本民族禮儀別具特色,在作品中也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日本人見面時的客氣,既柔和又直率,令人感覺到人情之美、禮儀之美。如《嫌疑犯××的獻身》中,主人公石原正要上吊自殺時,忽然門外來了一對母女,隔壁新搬來的,循傳統禮儀登門造訪。母親作自我介紹,女兒則在一旁鞠躬。人既美,人情亦美。這一瞬間,竟然感動了石原,覺得人世間還有美的存在,進而放棄了自殺念頭。
 

東野圭吾小說中體現出的民族風格
 

  二、東野圭吾作品在藝術上體現了日本民族文學以“物哀”為美的獨特審美觀

  民族風格主要決定于民族內容,但必須有適合表現此民族內容的民族形式。東野圭吾作品在藝術上也具有民族風格。“物哀”是日本重要文論,是其傳統美學的重要理念,可分為婉約的悲戚哀傷和豪情的悲壯,是日本文學的獨特審美觀,是日本民族固有的思想演變而成[5]。東野圭吾“差一點完美”的故事情節設計和環境渲染,這種“殘缺的美”完全寫到了日本民族“物哀”的骨子里,他們更喜歡遺憾的結局。東野圭吾作品具有悲劇意識,主要人物形象往往以悲劇而收場,而其未必就壞,其不幸結局造成悲劇效果。如《彷徨之刃》中的長峰、《嫌疑人××的獻身》中的石神,本身不壞,甚至可謂善良,但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幫助弱小,走上了殺戮道路,最終落得個悲劇結局,給作品染上了濃重的悲劇色彩。還有《白夜行》《圣女的救濟》《幻夜》等,無一不是如此。日本文學以“物哀”為美的審美觀,源遠流長。東野圭吾作為日本本土作家,飽受日本文化熏染,接受日本文學影響,在藝術上具有本民族文學的審美特征不足為奇,而且意味悠長。《解憂雜貨店》中,雖然有了回信的解決方案,但前來咨詢的當事人還是會按照自己那一套走下去。月兔還是去集訓了,浩介跟著負債的父母潛逃了一半跑掉了,魚店音樂人克郎想要繼承家業,結果父親態度強硬地拒絕了。希望最后落空了,留給讀者的是彌漫著的悲情意識[6]。

  三、東野圭吾作品在人物形象刻畫上流露出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

  民族性格特征是民族風格的重要元素,當前者得到充分表現時,后者自然而然流露出來。作者通過人物活動、情節發展等諸方式體現了具有日本民族精神內涵的性格特征。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原則,追求精神超越,對精神的追求超過了物質追求。《解憂雜貨店》中,魚店音樂人克郎的父親健夫雖然很想讓他繼承生意,但還是要他為自己的夢想全力打拼:“不要想這些有的沒的,再去全力打拼一次,在東京奮戰一場。就算最后打了敗仗也無所謂,至少你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做不到這點你就不要回來了,明白了吧?”“男人之間的約定”。《白夜行》中,桐原亮司對雪穗的感情是包含愛情和愧疚的復雜感情。為了此精神上的“情義”,亮司在一生中不斷償還,甚至最后不惜付出了生命代價。精神至上,為此不惜付出所有[7]。

  東野圭吾作品還體現出日本民族重視維護名譽的性格特征。日本人認為一切別人對自己的看法都關乎名譽,非常重視,對此的重視往往使其做出極端的事情。《惡意》中,野野口知道日高屈辱的過去,日高對此很是介懷,并擔心其公之于眾,為了自己的名譽,產生了殺害日日高的念頭。不僅如此,還要冠以野野口“抄襲他人作品”的惡名。為了維護自己名譽,走上了極端化道路。《白夜行》里,雪穗借桐原亮司之手殺害自己生母,目的是保全自己名節。

  四、結束語

  東野圭吾作為日本著名作家,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甚至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對其的認知,有利于我們熟悉日本文化,了解日本。在國際合作與競爭都日益強化的今天,具有重要意義,更何況日本是我們的鄰國。

  參考文獻

  [1] 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研究咨詢部.現象級作家東野圭吾是如何煉成的[N].中國新聞出版報,2015-7-27(7).
  [2] 王紀人.文學風格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09.
  [3] 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66.
  [4] 唐弢.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輪廓[J].文藝研究,1982(6):18.
  [5] 李永東.中國現代文學的中國話語建構[J].山東社會科學,2019 (01).
  [6] 任杰.現代文學與現代經濟的關系研究[J].智庫時代,2019(24).
  [7] 劉勇.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性、當代性與經典性[J].社會科學文摘,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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